女性在台湾佛教的崛起：一场颠覆传统的修行之旅

如何看待台湾佛教中女性的崛起

释昭慧法师

台湾社会的女僧人确实多了，而且很奇特。曾经有记者调侃我们，用煽动性的语气说这些人失恋、离婚太多、想不开、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我想，如果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男人呢？我想，如果问题这么简单，那为什么男人不多呢？因为男人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应该说，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就民法残留的痕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传统的家庭伦理总是倾向于女性的角色，而不是女性的责任。现代女性更加独立，受教育程度更高，未必都愿意过这样的家庭和婚姻生活。我认为这不是这些记者在说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出来的女性的自我意识问题。她们愿意脱离家庭体系，愿意过非婚生活。如果她信教，也愿意过这种虔诚的生活。事实上，很多女僧侣都是这样。

在僧团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女众的整体表现，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女众不仅作为各个道场的基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道场原来是男众道场，后来不得不变成男女兼修，为什么呢？起初，也许比丘确实想保持比丘道场的清净，但他的道场少了很多老佣人，没人帮他擦地，没人帮他做饭，厕所脏乱不堪，所以不知不觉中，他也会乐于拥有一批女弟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基层工作都是由女性完成的原因。女性本身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母性倾向。因此，很多信徒都非常乐意与比丘尼接触。

在传统价值观中，比丘不仅是大男子主义者，而且到了僧团中，还带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男戒观念。除非比丘谦虚、自省、有智慧，否则就不会装腔作势，不会让人亲近。因此，女性在台湾佛教界的崛起，绝对不是偶然。试问许多信徒，为何乐于亲近女法师？他们觉得女性比较平易近人。

話又說回來，在台灣佛教的權力机构中，女性並沒有佔據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女性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她们从来不介意说佛教教会的制度中女性分布不均，为什么女性不担任董事会主席等等。这可能还不是他们关注的范围。但她也没有受到严厉的钳制，那是因为佛教没有一个集中的中央教会机构 ，因为它不是金字塔形的。在佛陀时代，每个地方的僧团都有自己固有的民主，僧团与僧团之间也有相互交流。但僧团与僧团之间并没有结合成一个更高的权力组织来管理僧团和僧伽。这种松散的组织一直延续到中国，直到中国出现了教学困难，如许多知识分子排斥佛教，想没收寺庙财产办学，许多异教徒侵犯佛教，政府官员觊觎佛教财产等，为了保护自己，才出现了中国佛教协会。

这个佛教社会的结构显然是金字塔式的，但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因此，这种松散的结构并没有直接指挥寺院的权力，而是让寺院听命于它。因此，这种结构也导致佛教说得轻一点是分散的，说得重一点是更加自主的。但同样的，也不会有固有的迫害，不会因为从上而下的权力而产生迫害。一直以来，如果这种权力结构过于集中，形成一个金字塔，它就会趋于僵化和保守。僵化保守的制度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或既定观念的维护。很难创新和接受新思想。

我们看到，原来很多佛教徒羡慕天主教会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可是，現在反過來，很多天主教徒可能羨慕我們佛教女修會的地位較高， 但我們的佛教女修會卻不是這樣。相反，他们还在为女性能否被授予神职或被授予圣职而争吵不休。只要一个教会开化了，要给女性按立圣职，很多教徒就会马上离开，说要跑到另一个更正统的、仍然坚持男性按立圣职的教会去。你可以看到，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它确实有保守和僵化的根源，而在佛教中，它基本上是松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众被称为达摩祖师，男众被称为达摩祖师，女众也被称为达摩祖师并没有什么不妥。男众称和尚、出家人，女众称出家人、尼姑，在称谓上并没有特别排斥女性。

在职位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排斥吗？没有特别的排斥！到目前为止，中国教会的权力结构并没有规定女性只能做什么，女性不能做董事长，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男性，这其实也包括女性不太热衷于权力。她不太愿意跑到权力的中心，去担任最高领导职务。所以一般来说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女性参与的不多。也许女性，充其量因为处在执事的局限中，局限了她的视野，局限了她的思想。所以，有时候难免心胸狭窄，境界不宽，总是处在人际关系当中，这是属于女性的问题。说实在的，女人不参与用权，不参与用势。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女性在社会和教会团体中，大体上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人缘。因为这些女性没有婚姻的束缚，没有社会教团力量的压制，她的创造力显然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的女性大多是女强人，她们可以修建寺院、照顾信徒、教导弟子、做一些其他的社会工作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女性不受这些外在世俗规范的约束时，她其实会表现出惊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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