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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内在潜能、智慧的开发与培养呢？这又要进一步引入人间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因为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形式公正规范的根源还是来自于“爱人如己”式的“博爱”这种道德律令的，而“爱人如己”式的“博爱”这种道德律令，说到底还是仅限于一种对人的外在权利的关注。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关爱的要求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个体之间的外在相关性，它要求的是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互相尊重他人的权利，并且象对待自己谋求权利一样帮助他人去获得他自己应得的权利。由这种博爱的道德律令才进一步产生了在人们之间建立形式公正规范的要求。但是，这里要求这种博爱处理的又仅仅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的共同的东西，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公开交易、让渡的权利，至于各人内在的诉求由于具有不可公开交易、让渡的特殊性，当然就不在这种博爱理念所处理的范围内了。存在主义哲学所谓的“他人即地狱”，就是在外在权利的视域中，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证了属于个人内在的诉求的不可交流性，但是假如真正把这种分属个人的内在诉求的不可交流性推至极端，视他人为地狱，那么仅仅关爱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易、让渡的权利的博爱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了，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地削弱，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分崩离析，成为一盘散沙了。
而人间佛教秉承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慈悲思想，就揭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可交流性，从而可以将人类社会引向真正的深度亲和、凝聚，使整个社会形成更大的合力。其实，无缘之慈、同体之悲也是一种极其平常的境界，只是我们总是被外在的执着所隔阂，不能虚怀澄心地体验它。只要我们虚怀澄心地去体验，我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举手示意，乃至扬眉瞬目之间的会心一笑，无不体现了无缘同体的不可思议性。所以，人与人之间除了需要互相尊重权利、互相促成权利实现的关爱，还要进行那些无微不至、深刻无比，既不可思议，又极其平常的无缘同体的慈悲沟通。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不仅实现了权利关爱，而且实现了无缘同体慈悲的本体沟通，世界才会更温暖，社会才会更高效，发展也才会更迅速！
然而，要实现这种无缘同体慈悲的本体沟通，还要进一步破除、解脱那些外在执着。人们在经济社会的活动中之所以顶多还是局限于爱人如己式的权利关爱之中，而不能体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式的本体沟通，关键还在于我们还时时为各种外在的执着所羁绊。虽然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公正规范、博爱诉求也是取向于自由的，但这些公正规范、博爱诉求顶多只能实现所谓的消极自由。当然，消极自由在保护各人的权利都不受他人侵犯的条件下实现自由的这一理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按照现代自由观的理念，各人的主观效用是不可比的，假如一个人以自己的主观效用为标准而强加于他人，企图实现所谓的积极自由，那么，他人的主观绩效就会受损，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绩效的受损，就会导致整体福利的降低，整体社会的自由度也都会随之降低，这是事与愿违的，得不偿失的。这里所谓积极自由的适得其反，主要障碍就在于各个个体的主观效用的不同。而这种各个个体主观效用的不同，主要还在于各个个体对外在事物的不同的评价，说到底还是由于外在执着的羁绊。反之，人们能破除各种外在执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解脱，各个个体主观效用的差异会减小，人们在互相尊重、维护对方的权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达成自我实现，这样，自由就会更加积极了，整个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社会会更加祥和！
得到了更多解脱的自由，由合理的消极不断走向更合理的积极，自由度加大了，人们的沟通、交流、理解也就更加容易了，互相的关爱，具备了更多的慈悲，人们之间具有了更多同体之感、无缘之亲，人与人之间也就会感到更多的平等。通过进一步的平等的慈悲关爱，积极提升，人们内在的智慧在增长，而增长了的内在智慧使人自身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人类心智会更健全，社会得到更加均衡的发展，社会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当然，人间佛教在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给公正注入平等，给博爱注入慈悲，给自由注入解脱，使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进而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均衡的过程中，还要始终注意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也会走向反面，适得其反的。
给公正注入平等时，要兼顾效率；给博爱注入慈悲时，要兼顾竞争；给自由注入解脱时，要兼顾规则。因为，人的智慧增长这一人间佛教人文关怀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的僵化指标，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一个时期，如果措施越过了人们现时智慧自觉的极限，就会导致虚假、伪善、欺骗。假如给公正注入平等时却不兼顾效率，就会导致平均主义盛行；假如给博爱注入慈悲时却不兼顾竞争，就会导致停滞甚至衰敝；假如给自由注入解脱时却不兼顾规则，就会导致失序、违规和混乱。所以，人间佛教建立人文关怀时，要特别注意过程的渐进性。一方面，平等、慈悲、解脱在作为佛教的终极关怀的范畴时，我们对其绝对性要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平等、慈悲、解脱在方便处理为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时，我们对其相对性要知道适可而止。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就要遵循这样的一种原则了，就是要“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人们智慧的增长，靠的是对那些终极关怀的绝对真理的多闻熏习。对于佛陀亲证之法印，我们，就整个社会而言，虽不能立至，但需要多闻熏习，接受熏陶，滋润心田。经过多闻熏习以后，我们就可能，也必须如理作意了。经过熏习，极高明的道理在我们的心智中成长，我们的意志取向就会得到适当的改变，变得越来越符合道的规则，这时我们的行为成为了“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之后，我们的意志在实践对象上得到或明或隐的实现，形成一种自然扩展的秩序，法随法行，这就够了。在这里，从“多闻熏习”，到“如理作意”，再到“法随法行”，会出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不断转化，也许表面上看来，会出现“道日损”而每况愈下的情形，但道在不断“下贯”而落实的同时却获得了愈来愈大的现实力量。巨大的现实力量的发生，对于道的显现，其实又是每下愈况的。获得了现实力量的“法”，会反过来推动意如其理，理合其道，随缘真如了。
依据“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而建立的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平等、慈悲、解脱”的主张，要起到一种适度的作用，就要力戒那种对佛法作一种“至顿、至简、至圆”的实践了。也许，至顿、至简、至圆的修学践行，用在个人内在修持上，还是契合了某种根机的，但要推行到人文关怀的社会实践中，就会显得扞格不合了。
怎样才能将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恰如其分地推行到社会实践中？在这一点上，地处都市的佛教寺院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都市寺院地处人文底蕴深厚的都市，比起传统的山林寺院，它们具有更好的地缘优势，可以利用与人文荟萃的都市的人士的广泛深入接触，采用“多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的路径，将佛教的平等、慈悲、解脱的智慧灌输到都市人文环境中去，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健全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健康均衡地发展。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应该首先由都市寺院来大力推行，这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都市寺院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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