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放生组织微信群号，福州开元寺将举行多项活动打CALL并迎接世界遗产大会

一、放生需要报备吗1、佛教在线福州讯据海峡网（记者林文强）报道，11月25日上午，《空海入唐之路》新书首发仪式在福州开元寺举行，该书在福建省、市外事与宗教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福州开元寺倡写，戎章榕先生著述，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开元寺倡导的“重走空海入唐之路，传扬中日友好精神”心路展开，追忆了日本空海法师入唐求法之旅以及开元寺致力打造当代的新空海入唐之路，助力海丝核心区建设，助力中日世代友好的故事。福州市外事办公室、福州市民族与宗教局等部门领导莅临发布会现场，来自中央、省、市20多家新闻媒体一同参与了发布会。

2、空海大师，是日本真言宗开山之祖。曾于公元804年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团队赴唐。因乘船遭遇暴风雨，空海与随船人员漂流至福建霞浦赤岸后登陆，曾在福州开元寺驻锡月余。后获准前往当时的唐朝都城长安。空海学法回国后在日本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名僧，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空海入唐”的佛教典故，与福州开元寺有着深厚的渊源。3、戎章榕介绍了该书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和遗憾不足。该书写于2019年初，时值开元寺方丈本性禅师率团前往日本，举办“中华禅海外行”文化交流活动。他说，2019年既是空海大师诞辰1245周年、入唐求法1215周年，也是空海大师入定1185周年，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赴长安之道访中团”成行35周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中中日关系发生了良好的新转机。撰写空海入唐的书，应当说正逢其时，正迎其势、正合其需。与本性禅师交流中得知，不论是空海大师“入唐初地”“第一驻锡地”的霞浦赤岸，还是“入唐首剎”“第二驻锡地”的福州开元寺，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空海入唐之路”是中日佛教交流互鉴的一个经典范例。因此，我们几经合议，形成共识，故作此书。4、戎章榕表示，今天能为空海入唐之路做点事情，不仅是表达我们崇敬的心情，更主要的是要踏着前贤的脚步，把他们开创的历史业绩，推向一个新阶段。5、“我们纪念弘法大师，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日本佛教传法创宗的伟大一一祖师，而且因为他是一位继承传播盛唐文化的巨人。他的一生与中日文化交流息息相关，他的名字紧紧的与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联系在一起，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伟人。”本性禅师在现场引用赵朴初先生对空海大师的评价作为开场。他对戎章榕的倾力创作表示感谢，他认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召开与RCEP刚刚签署之际，本书的出版，更具其意义。他说，从唐至明，空海、圆珍等共7位日本文化名人都曾在福州开元寺求学驻锡，开启了中日文化社会的交流之路、互鉴之路、旅游之路、理解之路、友谊之路、和平之路。传承、弘扬、推动、打造新时代的＂空海入唐之路＂，将助力于21世纪海丝核心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之推进、联合国世遗大会在福州的召开。据悉，近年来，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禅师一直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互鉴，从受邀出访至接受外界的到访，孜孜不倦。比如：应邀于欧美、亚太等国家举办中国禅讲座三十多场、出版禅学著作逾十部。2019年，作为＂中华禅文化海外行＂项目倡导者与导师，主讲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泰国等。并经有关部门批准，于泰国与美国设立中国禅文化中心。6、本性法师在发布会现场透露，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在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开元寺还将举办其他有意义的系列活动。包括第三届开元大铁佛学术研讨会；发现古厝之美——福州古厝书法绘画摄影展等。同时，福州开元寺空海大师纪念馆项目建设，也在加紧进行中。据悉，该纪念馆建成后，将是福建尤其福州对日本文化宗教交流的重要窗口，纪念馆中将以文字、图片、雕塑、视频、音声等传统与现代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空海大师等七位日本历史文化名人入华请益，回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生历程。发布会现场，戎章榕向开元寺赠送了100本书籍作为留念，本性禅师特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墨宝赠予该书作者，希望中日友好有如空海入唐之路，有开创，有传承，造福中日人民。7、会后，记者一行参观了开元寺空海纪念堂、空海法身塔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代表福州见证中日友好往来的空海纪念馆工地施工现场，并合影留念。8、佛教在线福建讯11月20日，“海丝禅韵佛艺沐心——‘一带一路’佛教艺术巡回展”在福州三坊七巷举行，来自福州、扬州、宁波、漳州、泉州、厦门等地百余名禅文化爱好者参加了开幕式。9、这次活动主题为“海丝禅韵佛艺沐心”，分为中国鉴真东渡文化委员会成立仪式、沐心阁·都市禅院揭牌仪式、“一带一路”佛教艺术展启动仪式，以及“禅与生活”主题微信直播对话四个部分内容。10、本次佛教艺术展展期将从11月20日持续到23日，以“三十三观音”和“八十八佛”画像为主题表现，向全国征集了大量珍贵的非遗佛教文化艺术珍品，并辅以禅茶、禅书、禅香、禅乐等禅艺交流活动，其中世界级非遗——雕版拓印33观音画像的现场表演尤为令人惊叹。二、放生如何做三皈依佛1、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2、自虔诚信佛的王审知家族统治的唐末起，闽中寺院猛增，福建佛教进入繁荣，福州尤著。然而王审知去世后，由于统治集团内讧而导致闽国灭亡。南唐据闽北、闽西，留从效——陈洪进控制闽南漳、泉，吴越国割据闽东福州。吴越国实行崇奉佛教政策，境内佛教盛极，成为当时我国佛教一大中心。福州自天福十二年(947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归入宋朝版图为止，前后为吴越割据达32年，其佛教的状况如何？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3、寺院是佛教传布与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大凡重视与支持佛教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兴造寺院。吴越国诸王都崇信佛教。据说，钱鏐早年投军时，闽人沩山灵祐的法嗣洪諲禅师对他说：“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钱镠掌权后非常礼遇洪湮，为之奏请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宋高僧传?庆诸传?附洪湮》)为武肃王后，对其他高僧也礼遇备至，尊德昭为国师，亲自向僧幼璋问法等。还广兴寺塔，“倍于九国”。后继者元瓘、弘佐、弘倧、弘俶继续推行崇佛政策。尤以忠懿王钱弘俶奉佛热情最高。正当北方的周世宗进行裁减寺院，严禁私自出家，限制佛教发展之际，钱弘俶却仿效古印度阿育王造塔故事，制作八万四千铜塔，塔中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的刻印卷子，颁发境内，浙江兴造数百所大寺院，招揽全国名僧。建隆元年(960年)特邀延寿禅师主持灵隐寺，重建殿宇，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1300余问，寺僧达3000多人。后又从灵隐请延寿禅师到南屏山净慈寺。延寿禅师就是在净慈寺内的宗镜堂编纂了有名的《宗镜录》。福州为吴越割据的次年，钱弘俶即位，从此福州佛教的发展就受到钱弘俶佛教政策的扶持。“宋开宝四年(971年)辛未，吴越王钱俶翻阅《华严经》，因询菩萨住处，大会高僧，无能知者，惟灵隐了悟禅师清耸即从法座起，道所以然。”乃派清耸禅师带人前往探寻。“清耸还报，钱王捐金建寺”。(《闽书》卷31《方域志?霍童山》)据记载，寺坐落之处“旧有佛祠，咸通间已废。”开宝四年，吴越王钱弘俶是在旧址上重建，名“大华严寺”。(《三山志》卷37《寺观类五?支提政和万寿寺》)“寺皆钱王矩度，壮丽异常。”并以名僧清耸禅师(闽人)为开山。开宝九年，钱弘俶还作“庆寺疏”刻石于寺，记叙建寺经过与供养情况。此刻石至梁克家修《三山志》时还存于寺中。为感钱弘俶盛德，支提寺建吴越王祠。后祠废，“奉其像于伽蓝堂，以报建寺之功。”开宝六年(973年)，钱弘俶又在支提山建那罗延窟寺。(《支提山志?寺》)吴越诸王不仅喜欢兴造寺院，延僧住持，而且喜欢雕铸佛教造像。钱弘俶在兴造支提山寺的同时，还用铁“铸天冠菩萨梵容”，而且从浙江用船将所“铸天冠一千身，航海送来”。4、吴越国驻闽的官员也大多崇奉佛教。据记载，闽县“河口弥勒院，高惠里，乾德二年(964年)置。钱塘军将邓保洪戍于此，捐所创宅为之。”怀安县“越山吉祥禅院，乾元寺之东北，无诸旧城处也。晋太康三年，既迁新城，其地遂虚。隋唐间以越王故，禁樵采。钱氏十八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遂诛秽夷峨为佛庙，乾德二年(946年)也。”(均见《三山志?寺观类)这两所寺院都创建于“钱氏十八年”。“越山吉祥禅院”后来更名“华林寺”，考古工作者曾对华林寺大殿进行测绘，于当心间东西对称的平梁底部发现墨书“法轮常转”，“国界安宁”8个字的吉祥语。所谓“国界安宁”吉祥语中的“国界”理所当然的是指“吴越国”。越山吉祥禅院的兴造时正值北方赵宋王朝准备统一南方，鲍修让时任吴越国的福州郡守，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吴越国“国界安宁”，“吉祥如意”而建此院，因而取名“吉祥禅院”。而河口弥勒院的修建其用意不言而喻。5、正是由于吴越国的君臣积极参与在福州建造寺院，对福州寺院的兴造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福州在吴越王钱弘俶统治期间兴造了大批寺院。据宋梁克家《三山志》载，福州“自晋太康始寺绍因于州北，既而终晋才益二寺。越二百载，齐之寺梁之寺陈之寺陏之寺三。唐自高祖至于文宗二百二十二年，寺止三十九。至宣宗乃懿宗一百僖宗昭宗十八。殚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而王氏入闽，更加营缮，又增为寺二百费耗过之。自属吴越，首尾才三十二年，建寺亦二百二十一。”以上从晋到吴越割据福州期间共计建寺781所。梁克家又接着作了说明，“自前至此共为寺七百八十一。特以会到有起置年月者计之，余或更名，或重建不可知也。”(《三山志》卷33《寺观类)可见，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有关福州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是根据当时他所能汇集的资料进行统计。不过当时资料是否完全收集到又是另一回事。应该说，梁克家的上述统计数字所反映的福州各朝代兴造寺院的递增趋势是可信的，而各朝代的数字基本接近于历史实际。但哀帝朝兴造的数字未能反映在其中，“王氏入闽”与“五代闽国”是两时间概念，其兴造的寺院数字必然不同，梁氏在《三山志》中作“王氏入闽”，很显然包括唐季。笔者曾对福建古代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进行统计，其结果与上述梁氏的统计不尽相同，具体详见拙著《福建佛教史》。其中吴越国统治期间福州各地兴造的寺院数字是：闽县20所，怀安县30所，侯官县21所，长乐县19所，福清县15所，永福县9所，连江县17所，古田县51所，罗源县13所，闽清县8所，福安县23所，宁德县7所，福宁本州23所。福州辖区内总计256所。(《福建佛教史》第157页)比上述《三山志》的统计的221所要多35所。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统治闽中的王氏家族大都是虔诚佛教徒，在五代前期其割据闽中近40年中，福建全境兴造了461所，其中福州215所，平均每年38所。吴越统治福州前后32年兴造了256所，平均每年8所。显然年寺院兴造的递增幅度比闽国要大。是宋以前福州乃至整个福建寺院平均年递增幅度最大的时期。6、就宗派而言，在吴越割据福州时期禅宗最为兴盛。此前闽国时期的福州乃至福建以禅宗为主，禅宗则以青原系占优势。闽国时在福州传法的禅师，除了去世的、退居养老的或移锡他方的之外，吴越统治时期继续传法，以雪峰义存一门最盛，如慧稜法嗣光云、洪俨、慧朗、常慧、静禅师、清换、契讷、弘辩、可隆、守玭、令含、澄静，从展法嗣文钦、瀛和尚、契稳，神晏法嗣智俨、智嵩、文义、智岳、清谔，弘瑫法嗣师贵、义聪、从贵、藏用、彦端、志端、明禅师、祥和尚；岩头全豁一门较小，有罗山道闲法嗣绍孜、义因、重满。以上属青原系第八代。此外尚有青原系第九代禅师，如契符法嗣洞明，道希法嗣玄旨、清慕、志恩、玄亮。他们都属于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这些青原系第九代禅师的年龄比较接近，因为师备在雪峰义存的弟子中年龄最大，师备与义存的年龄相差13岁，而义存与慧稜年龄则相差32岁，因此，师备的后代自然要比慧稜、弘瑫、从展等人的后代年龄大得多，而义存与全豁为法门昆仲，义存比全豁仅年长6岁，所以其后代的年龄也接近。上述禅师传法的年代相近，大致始于五代闽国初，“至吴越、南唐灭国前夕亦即宋开宝年间，个别延至太平兴国初年。”(《福建佛教史》第187页)。7、晚唐起禅宗各立门派，先后出现五家。南岳系分蘖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系分蘖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至闽国时，福州的双峰山、明月山以及东禅院仍有名僧双峰古、道崇、慧茂传法(《景德传灯录》卷。到了吴越统治福州时，可以肯定前述几位沩仰宗禅师的法徒仍在福州一带传法，只是名气不大而未能记载于灯录。临济宗此时尚未传入福建。曹洞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与泉州。闽国时，曹洞宗在福州的传布情况不明。云门宗虽于乾德二年(964年)传入福建闽西，(《福建佛教史》第244～245页)但尚未传入福州。8、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于闽国初入闽在福州地藏院参桂琛得法，后一度在福州侯官甘蔗洲结庵，不久即移锡江西。闽国时期，法眼宗流行于江苏、江西、浙江等地。五代宋初，法眼宗在吴越钱氏统治的浙江很盛．继承文益“衣钵”的有其法嗣德昭、道潜等。他们大都受到吴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其弟子甚多。清凉文益之后，法眼宗在福州的传布始于德韶法嗣守威、师术、义隆与慧明法嗣道诚。(《景德传灯录》卷其后又有清耸及其法嗣辩隆相继入闽(《景德传灯录》卷除了清耸是文益的弟子外，其他禅师都是文益的二传弟子，他们都是于吴越割据福州的中期从吴越钱氏统治下的浙江杭州、天台等地入闽到福州传法的。9、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由于经受会昌法难以及后来战乱频仍的打击，基本上处在衰微状态，但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在闽国时期，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净土宗在福建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尤以闽南泉州为著(仅就福建而言)，这种状况延续到南唐、留从效——陈洪进割据时期。吴越国统治的浙江，除了禅宗兴盛外，律宗、法华宗也都比闽中兴盛。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未见前述宗派比较有名的僧人传法的记载。而华严宗在福州仍有余绪。据记载，福州乌石山华严岩有一处僧神致题名的摩崖题刻。题为“华严院，住持主沙门神致看经石室。时长兴二载(931年)季夏十九日故题。”(《闽中金石略?神致乌石山题名》)从这段题刻可知，五代后唐时福州乌石山有华严院，僧神致该院的住持。表明当时华严宗在福州一带流行，其状况理应延续到吴越割据福州时。净土宗是佛教中最流行的宗派之一。晚唐五代闽国时福州亦流行此宗，其状况理应延续至吴越统治时期，遗憾的是难于找到文字记载。可见，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期基本上保持唐末闽国以禅宗为主其他宗派为辅佛教各宗派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尽管禅宗内部的各宗派的消长情况不但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处在持续兴盛状态，其他各佛教宗派不绝如缕，甚至不传。10、著名道场数量的多寡是一个时期或一个地方佛教兴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吴越统治下，福州原来有名的禅宗道场仍然保持兴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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